这虽然与该文以评判政治诉求之立意有关，也与大陆新儒学学术格调较为欠缺有关，但以葛教授的学术背景而言，仍使人颇觉奇怪，不能不寻思其中别有意味。
[17]牟宗三：《现象与物自身》，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第123页。据前文分析已知，现代新儒学与原教旨主义儒学虽然在外王层面的价值立场不同，但他们尊崇的内圣却都是老的。
这样的结果想必也非现代新儒家学的初衷。据此而言，现代新儒学并没有完成对传统宋明儒学的现代转化，而只是以一种现代哲学话语为老内圣作了辩解。之所以提出自由儒学并非出于个人的学术偏好，而是响应当今社会的感召，即中国人对现代自由的诉求，亟需一种民族性的表达，儒学作为与时偕行的入世之学，理应对此做出一种理论的解释。[⑥]李大钊：《自由与秩序》，原载于1921年1月15日《少年中国》第2卷第7期。[28] 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在于西方自由主义乃是一种形上学化的自由观，也即通过经验假设或先验预设将某种既定的观念作为绝对意义上的自由，由于自由是以遵循某种必然性为前提，最终反而被窒息。
而中国西化派自由主义者却简单地将儒学与封建专制思想绑定在一起，认为但凡儒学都与现代自由格格不入，要发展现代自由就必须拒斥儒学。通过这种溯源工作，自由儒学揭示出本源仁爱情感造就了现代社会的主体：个体。如曰：‘使天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儒家历来口气很大，气魄不小，这也是新儒家的一贯家风，从二程、朱子、陆象山一脉宋代新儒家，到梁漱溟、熊十力、牟宗三以来的现代新儒家，都有很大的勇气和抱负。
但是说到过度诠释，有目的的引申未必就属过度诠释，而把经典一味坐实于古代、使其泥于历史语境而不许稍稍拔起，这却可能连最起码的诠释工作都算不上。他引述余英时教授对港台新儒家的看法，以为他们企图建立的是教而非学，他们绝不甘心仅仅自居于哲学的一个流派。种族与文化之间的绝对对立，这是葛教授义外添义，并不属于儒家。以为单取天下一家，竟可以引向对普世价值之认同、证成其立场，恐亦是一厢情愿的发挥和误读。
如果有人竟然要把它说成更好，乃至指出它竟是决定我们如何能够识别任何一种好东西之为好东西、决定我们如何能够去接受任何好东西的基源性之物，那简直令人惊诧莫名，要啧啧感叹于有人居然至今还抱持这种观念了。葛教授所流露的，正是他自己有一份表达政治立场和现实关怀的冲动，当他为这种冲动所驱使，去从事一种哪怕是对于政治诉求方面的批评工作时，就使得其同情既无法同情、其了解也无法了解，一种同情之了解的自我期许就只能停留于口头上了。
这个不用猜，这属于文献诠释，可以很牢靠地解读出来。我在前面说，葛教授喜欢说历史如何如何，似乎他只是在做以历史抵消价值的事情。惟如此，方不至于一说天下一家就落入空泛矫情，一说严辨夷夏就沦为自锢锢人的地步。这充分证明了我前面所说葛教授这种同情之了解的失败，因为同情是要放下自己的成见去同人之情，而葛教授则是如果不先强人就我，就很难同情、很难相信的。
这个意思，相当程度上可以这样表达：现存民意既不是理想的政治合法性根据，由它所支持起来的政治也不会是理想性的政治。我倒是更愿意提醒读者注意，他们在谈论古代儒家传统和现代政治设想的时候，不时显露的用世之心，那种毫不掩饰的急迫和焦虑，似乎充满了字里行间。不是所有价值观差异都可以上升到夷夏之辨的高度、强度，但是，有价值观导向文明、有价值观导向野蛮，关乎文明与否的价值观差异，或曰，价值文明与否的差异，就直接生成为文明与野蛮的冲突。没出息之语确实难听，毫无儒者温醇宽大之气，尤非可以加于前辈者，但是，儒者本具的整全文明视野和根本教化论之眼光抱负，确系由大陆新儒学极力凸出、张扬起来，从失落此文明与教化之意义而论，或至少不能如儒家本实地予以显明彰著，而每对普世价值等等行一种过避过让之举，人虽不言，恐没出息之叹未必不密在齿颊间。
港台新儒家因为被葛教授说成中外一家，是不是就被他打了高分、从他那里获得了真正的认同感，不知道。在他那里，虚构叙事的本体表现似乎倒在于历史，历史虚构的进程只是附带地形成了一套价值虚构，因而，他对价值的批判倒只处在一种边角之地。
葛教授基于他自己的政治立场和现实关怀，从一个很远的角度上，确实对大陆新儒学做出了同情之了解的尝试，可是，这种了解的结果，是在一定程度上使大陆新儒学普世价值化，或者这样说，大陆新儒学有限的一些可理解性，只能来自于它的自由民主化。野蛮，就是不要过人的生活。
循儒家思想文化传统，夷狄化含义亦不难乎理解，其实葛教授话里也已说到，第一是价值观的差异，第二是文明与野蛮的冲突。就像丧家狗之类，我也不妨说，你也不妨说，说之适以见彼此怀抱不同而已。谓之说理艰难，好比西汉一代儒者要说出此等，背后义理根据、心灵养成、习尚风俗等等，都在不言而喻中，可以一动皆应。什么距离是适当的距离，见者各异。在《异想天开：近年来大陆新儒学的政治诉求》一文中，葛兆光教授所做的，其政治立场性批评远大过学术思想性批评。进而，基于这份误会之下所生的同情、感同身受，就会把儒者后来不如其所期、对自由主义呈现离合乃至决绝态势的表现，一概视为首鼠两端、投机逢迎、鱼龙变化。
也就是说，为了对抗和抵销西方的文化、制度与价值，因此，凡是据说被西方形塑、强调或批判的‘东方，反而要特意格外高扬……这中间很多内容，前文都已分头评述，故此处不再详论，只大略言之。所以，价值观差异的极致化表现就是文明与野蛮的冲突，而文明与野蛮的冲突其实质就是价值观差异到不可调和而根本抵触对立，这说的也并非是两种东西。
这里涉及的每一个问题，其实都可以返还给葛教授自己：第一，近代以来把‘经作为‘史来理解的立场和趋势、原本已经学术化的现代经典研究，请问，是谁的立场和趋势、它是如何形成的？这个立场和趋势完全不容变动吗？儒家经典本身是不是只配得着这样一种现代经典研究，而以捐损其神圣性为代价？中国人民之生活与心灵，是否也只以得着这个现代经典研究为满足而不问其他，或当有其他方面之要求时，亦惟有求得一种外向式之满足？这些问题，希望葛教授都能去其历史与文献研究本位立场，不自私地思之。第一句，什么叫做不言而喻的来源？我理解，葛教授想说的是像公理那般具有自明性的绝对前提。
向以人类学、思想史、小传统之眼光待之，诚不能对此有所心会。得势者的极端，可以粉饰之以普世价值。
然则儒家本身话语，难道没有一种正当性之边界，使得任何非法的理解，都类同于戏说，都在摒除之列吗？葛教授出于平生从事历史论述与文献诠释工作所积累的功力，到这里真应该表现出更多审慎与尊重。比如，他说：作为一个历史与文献研究者，我不想一一挑剔这些‘有志图王者历史论述和文献诠释中的错误，尽管这些错误既明显且荒谬。葛教授用心方面每失所准衡，陷于某种不能持中平允、态度方法方面不对称不均等的状况之中。但两下里义理之关系，实可以做出清楚厘分。
让人很难相信有人居然至今还抱持这种观念，一旦有人出乎葛教授的相信之外，居然真的抱持这种观念，葛教授会怎么办，葛教授没说，我也不好瞎猜，大概这种人出来，是最令如葛教授者挠头的事情了。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地方啊，因为夷夏之辨，是惟儒家所禀有的精神资源和文明自觉。
在政治合法性问题上，这种批评恰恰可能表现为，对于能够赋予现存民意合法性根据地位的真正自明性前提的追溯，以及，对现存民意之外政治合法性根据的更加丰富的想象和探求。虽然，葛教授不亦曰乎：儒家历史上真正的政治批判者与思想阐发者，恰恰应当与政治权力保持距离，也就是应当‘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
但是，如果自己先稍稍祛其拥趸心态，如果对他人也不首先寄予一种普世价值观念共同体之当然成员的虚幻印象，则一种异己成分的真实存在、一种源自相异方向上的批评的不期而至，真的是那么不可以想象吗？你不妨先用一种不可思议的口吻反诘到：批评‘普世价值，把自由、民主与人权统统弃之如敝屣并送还给‘西方的论调，在中国大陆一直不罕见、为什么赞同‘普世价值就是‘夷狄化？难道说，仅仅是因为现在的‘普世价值来自西方？但这话说过之后，学者的使命就来了，你还是要用辩理的方式向我们表明，这些来自西方的东西，是何时、以何种方式，蜕去其西方出身的印迹，而成功登上普世价值的高格。那种观念，指的就是普世价值。
第三，如果凡被东方主义想象过的东西就格外予以高扬，葛教授谓之逆向东方主义，那么，是不是可以说，凡是被东方主义想象过的东西，自家本来明明就有、本来自信而突出，却偏要羞之涩之、隐之晦之，以避东方主义、逆向东方主义之讥，这其实只不过是一种反逆向东方主义呢？ 当然，即便葛教授对大陆新儒学批评如许，也还是会说：大陆新儒学从文化儒学转向政治儒学、从道德伦理阐发转向政治制度设计、从思想学说转向意识形态，逐渐与自由主义、社会主义鼎足而立，在二十一世纪成为中国大陆政治与思想舞台上绝对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如谓异想天开、痴人说梦乃至借尸还魂等等，儒者大可以以此自况，此亦未必讽刺得着我。第二，历史与文献的准确与否，我想大陆新儒学学者不至于不在乎，然而学力不济诚有之，此无可自讳，需要尽速成长。夷夏之辨最高的表义即在于文明与野蛮之辨，而文明与野蛮的冲突是人类间所可能发生的一切冲突中最严重的冲突。
但我相信葛教授学养精深，此惟千虑一失而已，不必吹求。果如此，在教不在学、做素王，则大陆新儒学所取于港台新儒家者必多而必敬意备具。
葛教授惯于说在历史上、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他们应当看看历史如何如何，在他那里，儒家成了古代儒家，儒家经典成了古代经典。不知大陆新儒学正是以批判这些现代价值为前提，或至少要否决它们的天然前提地位，在这种批判、否决的姿态之中，也可以包含一种反向发问：以这种自诩为平等、自由、民主和人权之现代价值建立起来的社会，还会容忍仁义礼乐、文明自尊、人之自本自根与无限上达的可能性吗？只不过如此一问，必然又会激起葛教授让人很难相信之类的反应了。
如葛教授亦曰尽管现实中国并没有西方式的民主制度云云。如果他的批评真从这方面开展，哪怕他把他的批评对象批判得体无完肤，相信大陆新儒学也无可辩白，只得自惭学力不济，反而不得不承认葛教授批评工作之建设性的，然而葛教授却放下他这份本分承担而别作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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